历史研究中的学风问题
于 沛
学风问题一直是我国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史学界也不例外。尽管我国史学界学风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风气。其主要表现如次：
其一，脱离社会生活实际，追求所谓的纯学术；故步自封，创新意识不强，公式化和教条主义倾向时有表现；盲目追求数量，搞低水平重复；或将数量与质量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一个人只要成果少，就必定是精品力作。
其二，视学术为追求个人名利的工具，犹如玩“魔方”一样，将同一内容的文章改头换面发表，自欺欺人，个别人甚至剽窃、抄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其三，食洋不化，仰承洋人鼻息。放弃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生吞活剥西方学术的理论和方法，错误认为只要是外国的理论特别是“新”理论，就一概都是好的，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主张历史研究“非意识形态化”，盲目地和国际“接轨”。
其四，置学术研究的简约性原则于不顾，文章、论著或烦琐拖沓、艰深晦涩，或故弄玄虚、言之无物，套话空话连篇。少数人甚至认为文章越是难懂，越说明作者有学问。
不难看出，以上这些表现和我们一贯倡导的严谨治学，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注重学术积累，厚积薄发等优良的史学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做，出不了大家、出不了精品，只能败坏历史研究的声誉，将学术研究引到邪路上去。没有好的学风，就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就不可能做到瞄准学术发展前沿，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不可能做到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学风正确与否，已经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这决非危言耸听。
学风建设有具体的实际内容，而不是一句空话。为了加强学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指导思想多元化，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联系起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学风问题是科研人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反映治学者的治学精神、态度和原则，不仅关系学术的发展，而且关系人才的成长。我们应当提倡和弘扬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潜心钻研、甘于寂寞，不断增强历史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一代史坛新人，才能产生传世佳作。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经世致用。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其生命力在于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如果史学工作者脱离火热的现实生活，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的命运漠不关心，历史学脱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那么，这样的学术研究就注定要遭到时代与社会的冷遇，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学术的地位。那种认为历史研究应当远离现实生活，以及“当代人不能治当代史”等错误认识，对于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以及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是十分有害的。历史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科学性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如果离开了时代精神，离开了社会内容，那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总之，社会和谐是全面系统的和谐，只有自觉地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才能真正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言而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历史的回顾与思考，不能忘记历史的经验和启迪。历史研究应当而且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支持和借鉴，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加强学风建设的关键，是加强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历史学科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政治质量及学术质量。这决非权宜之计，而要常抓不懈。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青年学子，更要坚持“学行并重，德业双修”，活到老，学到老，在实践中培养实事求是、扎实勤奋的优良学风，不断提高学术道德修养。广大史学工作者要用实际行动反对逃避现实的“书斋学问”；反对虚夸浮躁、追名逐利；反对门户之见，文人相轻，努力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进取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只要这样持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历史学科的学风就会好起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溯源
端正学风刻不容缓
李德顺
所谓学风，一般地说就是对待理论与实际关系的立场和态度，是有关思想方法和思想感情的现实表现。对于我们共产党人而言，学风问题，则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人民群众实践的关系的立场、态度和方法问题。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其核心和实质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到一切学习、思考、言论和行动中去。这一“求真务实”的学风，永远是探索真理的动力和事业成功的保障。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确有过多次由于学风不正而造成思想政治路线偏差，直接危及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教训。为此，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曾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三风”是一个整体，而学风则是其首，即毛泽东说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８１２、８１３页）。作为一个一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学风如何，必然直接地影响甚至决定党风、政风、文风如何。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越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越是在事关纲领、旗帜、战略和策略的大问题上，就越是要注意端正学风，才有助于形成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成果越来越显著，形势越来越有利，情况越来越复杂，要求也越来越高。但与这一形势发展要求不适应的是，在党内外和学术界却出现了一股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并且有蔓延之势。这股不正之风的主要表现是心浮气躁、做表面文章、华而不实，其思想根源则在于要“急一己之功，近眼前之利”。反映到学风上，就是以急功近利的轻率态度对待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既轻视理论研究，也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更不关注理论与实际之间的深度结合，在思想理论上无意于求真务实，只在乎名利得失，实际奉行的原则是“唯书”、“唯上”和“唯己”。
“唯书”的情况在学界比较多见。其心态就是只认书本，尤其是洋人书本上的学问，不认生活实践和历史本身的经验和智慧。由此导致迷恋书本，追逐话语、玩弄概念，漠视生活、逃避现实，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近年来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只有做中外学说“史”才是做学问，而且安全；做“论”则学术性差，而且风险大，因此出现了“趋史避论”的研究倾向。应该说这是目前条件下“唯书”心态导致的一个消极后果。
“唯上”与“唯书”原本相通，不过是把书本换成了上级文件和领导讲话而已。其心态是盲目依赖“上头”，闭眼不看“下头”，把实际换成“实惠”；自己不负责任，使政策流于口号。由此导致混淆理论与实际、原则与策略、研究与宣传、务实与务虚之间的应有界限，丧失工作中应有的层次、重点和分寸，使一些好的思想和政策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长年不衰的形式主义歪风，实际就是“唯上”心态的活标本。
“唯己”更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的真正动机。思想理论上“唯己”的动机在学界和政界都存在，而且时常把“唯书”或“唯上”当作形式。这种心态并不以追求真理和实现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做学问讲理论无非只是“稻粱之谋”、“名利之选”。所以它常常无视科学规范、理论逻辑和学术道德，只热衷于跟风造势、拼凑数量、自我炒作、话语膨胀，常有哗众取宠之意，并无实事求是之心，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做出公然违反公共道德的事情。近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学界“腐败”和以“新八股”为代表的不良文风问题，可以说都与这种心态的恶性扩张有关。
现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端正学风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要端正学风，就要端正对学风的认识。我们不要把目前具有社会性的学风问题，仅仅当作是学界或学校的风气问题来看待，而要如毛泽东曾经告诫的那样，首先看作是党风政风的基础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一个错误的具体结论、观点、政策、措施和口号本身，经过实践检验是可以较快地得到纠正的，而要解决产生它们的深层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即学风问题，却不是那样容易，更不可能一劳永逸。所以我们特别需要首先从各级领导干部开始，从端正学风开始，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对于学术领域中发生的问题，也不应简单地归结于个人的思想觉悟和品德面貌问题，使端正学风停留于道德呼吁或一般说教的水平，而是要着眼于当前的学术研究体制、环境氛围、学术评价和相关的社会利益机制等层面，找出其中存在的不良因素和致病原因，用制度化的改革和创新来扭转当前的不良学风。我们既要着眼于贯彻坚定正确的政治导向和学术导向，又要着眼于学术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从而营造切实有效、积极向上的学术导向、机制和氛围，才能做到标本兼治，解决问题。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文阁
反对“广告式批评”
李建军
文学创作离不开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是一种发现问题并依据事实分析问题的创造性活动。它强调批评者的批评立场要真实、客观、公正，行文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言之有物、言简意赅。但是，读现在的文学评论，发现使用的多是广告语言的夸饰、网络语言的随意，甚至短信语言的庸俗。这种不良文风，阻碍着社会主义文学的正常发展，影响着健康的文化环境的形成。
有些评论家在评价一些刚刚出版的作品的时候，就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浮夸倾向。不是说“商业时代的巅峰之作”，就是说“贫乏时代的杰出成就”；不是说“大放光辉的巨著”，就是说“必将传世的经典”；不是说“极品中的极品”，就是说“令人惊喜的收获”；不是用“地震”来形容其能量之巨大，就是用“革命”来比喻其影响之深刻；不是用“天才”来形容其才华之出众，就是用“伟大”来形容其气度之非凡。尤其是对某些所谓“名家”的“作品”，只要一出笼，立即就会有一些“批评家”肉麻而不着边际地吹捧。明明作品的语言很成问题，可偏偏就有人敢说它是“对汉语写作的语言层面的贡献”；明明作品思想苍白、趣味低下，可偏偏就有人要说它深刻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痛苦的精神历程；明明这部作品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可偏偏就有人要附和作者“改造”读者的奇谈怪论，说是只要耐心一些是不难读懂的；明明作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乏善可陈，可偏偏就有人要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向世人宣布这是一部要流传下去的大作。总之，偏执的“主观主义”，是这些批评家在文风上显而易见的特点。语气独断而恣纵，只下判断，不作分析；依赖随意的联想，而不是可靠的事实；喜欢没有节制地运用言不及义的夸张、比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段，而不是切实的评判和朴素的表达。面对作家，这些评论家除了鼓掌与喝彩，就是保持沉默，完全丧失了真正的批评应该有的尖锐锋芒、真诚态度、独立精神和正确立场。
与夸饰的主观主义文风不同，成熟而健康的文风，则既是清晰、准确的，又是生动、简洁的。就前者说，显示出论者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就后者说，表明论者力求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反对虚言妄语的浮华文风的理论自觉，就有强调“绘事后素”、“辞达而已”的优秀传统。汉代的王充在《论衡?艺增篇》中就分析过那种言过其实的文风的成因：“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晋代的挚虞也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道：“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刘勰虽然并不反对“夸饰”，但他同时又强调，“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因此，好的选择就是“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先贤的这些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改进文风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如何克服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如何恢复批评的尊严和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提高批评家的主体素质。俗话说，文如其人。文体风格虽然见之于语言形式，但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的修辞技巧问题，毋宁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更反映着批评者的情感和思想，所以文风之好坏，从根本上讲，决定于他们的精神态度和人格境界。真正的批评精神是什么？就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就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鲜明立场，就是向时代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种批评精神拒绝温文尔雅，拒绝不偏不倚，拒绝四平八稳，拒绝跟风趋时，拒绝随顺妥协，更拒绝为金钱所收买而违心地阿谀奉承。试想，如果一些文学作品不负责任地把人降低为惟利是图的经济动物，降低为权欲熏心的市侩之徒和势利小人，降低为沉溺于肉欲狂欢的生物人，降低为有知识的无知者、有财富的贫穷者，降低为把说假话变成习惯的巧滑之人，降低为没有是非感、美丑感、善恶感和羞恶心的空心人，那么，一个真正的批评家，除了勇敢地拿起批评的武器，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今天，我们需要一种严肃的、健康的文学批评。如果没有严格的尺度，就会对那些幼稚、粗糙甚至有害的写作给以过高的评价，就会鼓励一种创作上的随意、玩世不恭的倾向。当宽容成了纵容，鼓励成了怂恿，理解成了默许，作者的写作就会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尖锐的批评和及时的提醒，而沦为任意妄为的话语游戏和道德放纵。鲁迅先生曾经针对中国文人“瞒和骗”的问题，写了一篇《论睁了眼看》的文章：“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他还针对令人“好像要吐”的“广告式批评”对批评家说道：“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的话没有过时，无论对作家来说，还是对批评家来讲，都依然有效。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求是》2006年2期
